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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問一答間 打開醫改熱點問號

　　如何看待專家號不加號？腦死亡立法為何只聞其聲不見落地？基層醫院如何留住優質醫療資源？8日，在江蘇團駐地，幾位來自醫療衛生領域的全國人大代表接受媒體集中采訪，就醫改熱點話題進行互動。

　　取消專家號加號，怎么看？

21經濟網記者：近期CCTV曝光上海瑞金醫院黃牛倒號，引起各地衛計委關注，北京、上海、四川等地大醫院相繼“取消醫生尤其是專家現場加號”，各位代表怎么看？

　　全國人大代表、南京市第一人民醫院副院長、心胸外科主任陳鑫：專家號限號，從深層次分析仍是醫療資源分配不均。老百姓說“看病難”，說到底是結構性的難，優質醫療資源稀缺，而醫改就是要合理分配優質醫療資源。國家衛計委最新統計顯示，分級診療試點后，大城市大醫院門診量同比下降。去年11月、12月以來，我們醫院門診量下降9%，但住院量并沒有減少。大醫院三甲醫院本該花更大力氣解決疑難雜癥，專家號如果一味加號，勢必縮短每個病人得到診斷的時間，或者超負荷延長專家門診時間。可通過分級診療，使大醫院專家集中更多精力攻克疑難雜癥。

　　為腦死亡立法難推進，難在哪？

　　新華報業全媒體記者：醫改進入深水區，醫學上一些觀念變化引人關注。比如“為腦死亡立法”，目前進展如何？遲遲未能立法，對醫療實踐有哪些不利影響？

　　陳鑫：“腦死亡”指人腦受到不可逆損傷、先于心跳呼吸停止而出現的死亡，截至目前國內外尚無搶救成功者。我連續3年提交為腦死亡立法的建議，全國人大書面回復的主要意思是，涉及復雜的醫療鑒定問題，與現行法律法規有抵觸，立法條件尚不成熟。

　　長遠來看，為腦死亡立法有多方面的需要：一些病人實際上已符合腦死亡診斷標準，但醫務人員不得不進行毫無意義的搶救，家屬為此付出大量醫療費用和精力時間，還造成醫藥資源巨大浪費，對其他可救治患者來說也不公平；器官移植發展需要，在中國，移植技術和醫療服務超前，而相應立法滯后，可將腦死亡立法的呼吁與器官移植的發展需要暫時分開討論，以免產生動機上的誤解和倫理學上的批評；普及“腦死亡”概念，有助于進一步提高人們對死亡本質的認識，有利于與國際醫療常規接軌。

　　全國人大代表、南通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、南通大學附屬醫院骨科主任劉璠教授：中國傳統上以“心死亡”為判定標準，其實“腦死亡”概念已被全世界醫學界廣泛接受，美國、德國、日本等發達國家已先后立法，承認被確診為腦死亡就是人的死亡，其社會功能就此終止。

　　留住基層醫生，怎么留？

　　新華社記者：如何讓基層留得住醫生？如何讓醫學生安心學醫？

　　全國人大代表、鹽城市疾控中心主任沈進進：建議盡快落實基層醫療從業人員的人事和薪酬制度，提高他們的待遇，增加參加培訓、交流、深造的機會，利用“互聯網+”時代便利打開學習通道。多措并舉，穩定基層醫療人才隊伍。

　　陳鑫：自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建立以來，規培期間待遇問題就是醫衛界熱議的焦點。住院醫師與專科醫師規范化培訓是醫生成長的必由之路，也是國際通行慣例，但配套措施要跟上，提高待遇、保證培訓質量。一個醫學生經過5年本科、3年碩士、3年博士的學習，平均年齡已29歲，還要進行3年規范化培訓，期間待遇不高，與所耗費的時間、精力、金錢成本嚴重失衡。很多規培生需解決住房問題，又處于婚育年齡，其壓力可想而知。建議適當提高規培期間待遇，注重對培養質量的考核和激勵，規培基地的選擇與審核必須嚴格，不能挫傷學醫行醫的積極性，保障他們的應有權益。